贵州市，你他妈到底属于哪个省？

以前一直以为贵州市属于中国省，可是到现在，经历了一些事认识了一些人后，我越来越怀疑我所知道的关于贵州属于哪一个省的知识，所谓三人成虎。

去陕西上大学，第一次离开贵州市，在向别人介绍完我的发源地后，偶尔（但也是不是很少）有人会问我贵州属于哪个村，那时候小，没有想到别人尴尬什么的，直接就说“贵州是一个市”，同时心里对之嗤之以鼻，从此在我的印象中，这个人的脸上多了一个大大的叹号，现在，作为软件工程师，叹号对我又多了一层含义——否定，大多数计算机语言都用“!”表否定。

直到大四的时候，对于别人问“贵州属于哪个村”我还忿忿不平。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帮学校当地的一个工厂调试生产管理系统，工厂请我们吃饭，席间我就和工厂的一位高管聊这个问题，我说“要是一个连这个问题都要问的人，你们愿意聘用吗？”，我很希望得到否定的回答，但是他回答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人要用他的长”。回答得挺有水平，对我还是有点启发，但是心中对问这个问题的人脸上的那个大大的叹号依旧存在。

毕业了，工作了，更是无数次面对这个问题，就在前几天，吃饭的时候闲聊，一位南开大学毕业的同事还说贵州市属于云南省，当然现在外交技巧要成熟一点了，我只是笑而不答。还有一位更牛的女孩，她问这个问题以后，我说贵州在西南，她问“挨着福建吗？”。奇怪的是这两个朋友能明确告诉我今天A股大盘跌了多少，他买的股票的市盈率是多少。

向一位博识的朋友哭诉“贵州市属于哪个省”这一问题，朋友很包容，答“每个人都有知识的盲区”。这句话很对，知识无穷无尽，任何一个人穷其一生，都不能把知识学完。但是关于贵州市属于哪个省这一问题，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大学乃至日常生活中，有无数的契机让你掌握这个知识点，这种知识还要出现在知识盲区中，不知道是教育体系的失败还是社会集体的失败？

朋友辩解说贵州不出名，我想，三角函数出名吗？数学方程式出名吗？万有引力定律出名吗？这些复杂的知识你不是记住了吗？贵州市属于哪个省这样的问题比这个有名且简单得太多！

或者在这个可悲的时代，只有能够立竿见影地产生经济效益的知识才称得上“知识”，而像“贵州市属于哪个省”、“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的这种“知识”算不得知识的。

回乡

飞机11点降落在龙洞堡机场，云层上方艳阳高照，地下却是贵州秋天一贯的绵绵细雨。已经六年多没有在这个季节出现在贵州了，潮湿阴冷的天气让我觉得几分寒意，是那么的熟悉。

没有人接我，独自坐机场大巴去贵阳市区。路过这座省会城市很多次，工作过两个月，基本上是陌生的。双脚站在地面上，并没有回乡的感觉，只有那个叫“贵州省织金县龙场镇金家坝村”的小村子才是我的家乡。从贵阳出发，乘坐4小时30分的大巴才能到龙场镇，下车再走4公里才能到这个村子。

因为要给二姐购置一些东西，在贵阳耽搁了一下午，晚上在一个叫仙踪林的地方和朋友聊天，坐在落地窗户边，窗外的细雨淅沥沥下个不停，窗户下面的刚好是一个陡坡，街道狭窄拥挤，路上等着过红灯的车辆乱七八糟接踵摩肩。聊着聊着，不知不觉中话题就转移到房子上了，好像和好多朋友聊天都有这个现象。

第二天经过一天的折腾，傍晚的时候，双脚终于踏入了家门，从贵阳到家157公里，比从北京到贵阳1980公里还要费劲。

见到爸爸妈妈，我才感觉到，回到家了，这才是家。妈妈明显的老了，脸上的皱纹更多了。

进门就看到墙上斑驳脱落的石灰，这座22年前用石头和石灰砂浆砌成的老房子，或许某个角落的某块小石头是我亲手放上去的，或者我踩踏的水泥地板下，有我铺就的某个小石子。妈妈还经常给我描述当年盖房时，我摇摇晃晃搬着拳头大小的石头的情景。我长大一点，不听话的时候，妈妈就说“把他赶出去，不准在家里在”，我就反驳“该房子的时候我也出了力，凭什么不让我住”，呵呵。或许明年，这座房子就不存在，房子太老了，有些地方往家里沁水，再说那些年的盖房子，就砌个墙，打个顶，不太适合居住，父母准备拆了旧房重新盖。新房子建成后，他们要赶我出家门，我就再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了。

“你比以前胖了，身体好了”，在母亲的心中，人能长胖，说明没有吃苦。可是她老人家哪里知道我成天为自己的体重忧心忡忡。

每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房子周围的荒草铲除，房子周围的荒草让我觉得清冷凄凉，荒草只长在没有人烟的地方，事实上，家里经常只有母亲一人，父亲在离家15公里的镇子上班，单位有宿舍，有时不回来。由于年底要退休了，最近在家的时间也多了许多。

在北京妈妈打电话，每次都希望电话没有人接听，她的手机一般都不带身上，如果她接电话说明她一个人呆在家里，如果不接，是到哪个邻居加串门打麻将了。有时候电话通了，明显感觉到她是半睡半醒的状态，但是又有电视机的声音，就是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房子后面的小院子中种好些树，葡萄、石榴、苹果，还有即几棵高大的楸树。爸爸给我说他的规划，准备把一个已经弃用的猪圈改成10平米的鱼池，再把那棵葡萄藤子从这儿架到那儿，按照爸爸的描述，后面的小院子还真不错。唯一觉得不爽的是没有人气，儿子不孝啊！

每次回家，基本上都等于一次忆苦思甜教育课，回味自己走过的路，反思自己做过的事。顶着烈日喷洒农药、搬运工、泥水工、犁地锄地、挨饿受冻……，如今落得个背井离乡。爸爸说，他活到50多岁，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从贵阳回北京的飞机4.起飞，贵阳的绵绵细雨没有停过，飞机穿过云层后又是艳阳高照，漂在云层上空总能看到艳阳，但是终有一个时刻要回到地面。在飞机上，我看到了宁静的蓝色渐变到白色，慢慢从渐变到火红，飞机身后的家乡，仿佛燃起了熊熊大火，映红了天空。

疯狂的三聚氰胺

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搞得我液态奶都不敢喝了，想骂人，却不知道骂谁。

如果照牛奶有毒，不能喝牛奶的逻辑，中国人可能早都死一大半了，计划生育也就不用搞了。石蜡抛光大米有毒，不敢吃米饭，鸡蛋和辣椒有苏丹红，也不能吃，蔬菜水果有过量的残留农药，不能吃，猪是吃垃圾长大的，不能吃，牛肉是注水的不能吃，药品是被污染了，用药死得更快……

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让人恐慌。有一次去火车站接朋友，有一个旅客出站，我上前去本想打听一下他乘坐的车次，没想到他却匆匆走开。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我估计也会有同样的顾虑。成都火车站警匪勾结不让人害怕吗？

种种问题，种种现象，都昭示着道德伦理的危机。

往奶里掺三聚氰胺，不知道会毒死人吗？大米抛光，不知道会毒死人吗？造假药，不知道会害死人吗？警察是保护公民的，不知道吗？

知道，知道，统统知道！

我们的道德伦理，已经归零，已经reset了，已经恢复出厂默认了，我不得不承认，我们的道德水准回到了5000年前，中华文明刚刚起步的时候。

人都有本能的欲望，各种欲望又不总是得到满足，正如希望牛奶的蛋白含量很高，但是奶牛总是不听话，挤出来的奶总是达不到期望值。卖大米的想要大米能卖上好价，无奈大米的品相不好，总是卖不出价钱……

这与道德有什么关系？道德是用来克服欲望冲突的工具。如果有道德的话，当奶牛挤不出符合期望的奶的时候你不往牛奶中加三聚氰胺，因为道德会克制你。如果有道德的话，大米卖不出好价你不会去抛光，因为你心里的道德会克制你。如果有道德的话，警察就不会勾结小偷，因为道德会告诉他，什么是职业伦理！

然而，很遗憾，今天我们不得不反复强调这些应该是打从娘肚子里出来后就知道的道德伦理——不能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不能给大米抛光，不能给牛肉注水……，可笑到要教育强奸犯“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去强奸别人”。

我们的积攒了5000年的道德哪里去了？刚刚过去50年，强有力的政治机器像一台能量无比的碎纸机，将我们5000年的文明包括道德扎成了一堆纸屑。50年前，中国的病也许只需要进行简单的外科手术，拔脓打绑带就搞定的。偏偏没事找事，要搞个心脏移植，开颅换脑，安装了个不伦不类的共产主义。殊不知，移植是有排斥反应的，并不是简单的拼凑。

愚以为，构建一个机能健全的社会就像酿一坛好酒。酿酒有一个发酵的过程，发酵的环境需要特定的温度、湿度、通风，这有利于菌落的生长，发酵成功了才能从发酵过的粮食中蒸馏出好酒。相对社会来说，文化就是这个发酵的环境，缺了文化，永远构建不出机能健全的社会。

酒有很多种，伏特加，xo，还有我们的茅台，也许只有俄罗斯才能酿出伏特加，只有欧洲能酿出xo，据科学家研究证实，只有茅台镇能酿出茅台酒，因为那儿的自然环境中有一种特殊的菌种能增加酒的芳香。并不是要酿什么样的酒就能酿成的。

今天，恶果初现，我们慢慢认识到了文化的重要，试图想要从那一堆纸屑中拼凑出我们的文化，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但也并不是不可能。

回望中国历史上几次文化的繁荣，春秋战国，宋，民国，这几次文化的繁荣，与知识分子的自由和地位是分不开的，春秋战国和民国时期，军阀武力的厮杀让知识分子自由，并且军阀要依赖知识分子。中国历朝中数宋对士大夫的最为优待，立朝就有不杀士大夫的规矩。

小说《白鹿原》中的朱先生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县长亲自登门求见，邀请他做官，被婉拒。与今天数十名博士生竞聘一副县长职位相比，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不可同日而语。那时，朱先生能开馆授学，按照自己的方式传道，可以说在学术上独立于政治，而今天，我们学术体系早已沦为政治的奴隶和工具，政府让传什么道就传什么道，让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一切唯政府是从。

从数十名博士生应聘副县长看，今天我们认同的是“官”，而不是知识分子。

文化复兴，从尊重掌握文化的人——知识分子开始。

以前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只有等到我们国家的最高领袖亲自在我们的先贤祠为逝世的科学家、作家、哲学家、思想家等等送葬的时候，才是中国复兴的开始，今天我又说了一遍。

而现在我们的政府是在“葬送”而不是“送葬”。

文化是根，政治制度是树干。CCPer企图在一棵苹果树根上嫁接橘子树干，当橘子树干生长不好的时候，CCPer不惜一切代价改变树根来配合树干的生长——道德就在这根里面。

70多年前，CCPer说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尽管今天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对于CCPer来说，这句话仍然是有意义的。

My Olympic-足球篇

童年在农村度过，篮球场都没有，更不敢奢谈足球场了。直到上中学，进了城，才看清楚足球长什么样。我就读的织金三中，没有足球场，只有一块非常宽大的水泥地连着两块篮球场。

       印象中，初一的时候我们班没有人踢球的，初二的时候，不知道谁在哪儿搞了个橡胶球，大伙呼啦呼啦就踢开了，基本上我们班所有的男人都踢球了。第一次踢球是在学校角落上一块被人遗忘的黄土地上，在两端各方两块石头，算是球门，就踢开了，我司职守门，在球门一代晃悠，其实只能算是个后卫，因为不能用手。

       我们班当时的核心人物是二宝，大名朱江，两年没有联系了。他那种领导地位就是在大家一起玩的过程中树立起来的，没有任命，也没有选举，但是大家都以他为核心。现在很想研究他树立自己威信的过程，可惜什么也想不起。第一次踢完球，他就夸我很好，当然自己也沾沾自喜。就这样跟足球挂上关系。

       天天踢，不分天晴下雨，不分中午下午，甚至早上晨练也要把足球带上，黑灯瞎火让姐姐当守门员，我射门。反正是不上课的时候都在踢足球。

       那时候对于我们来说，足球是个大宗商品，好一点的六、七十，差一点的三、四十，一个人的经济能力是无法承受的。大伙就看一个足球值多少钱，然后每个人平摊多少，凑钱买足球。买来以后就找块空地，不分白天黑夜的踢。在水泥地上踢球最容易将足球磨破，磨破之后，我们就拿去找修鞋的补，继续踢。

大多数时候在篮球场上踢，将篮球架的两根柱子当成球门，四人一队，没有裁判。规则也挺有意思，一般我们都要加点一、两块钱的彩头，上场队员中一人当“老板”，彩头由老板出，哪个队先进两球，哪队就赢，输的队不仅要输彩头，还要下课休息，让其他队上场。

那个时候，县城的中心有一块运动场，打篮球的、踢足球的、晨练的、遛鸟的都在一块运动场上。足球场是废煤渣铺的。我们偶尔会来这儿踢“大场”，正式的11人足球比赛，不过还是没有裁判，犯规的判罚全凭队员自觉。一般来这儿踢球都是和其他班的比赛，彩头从33到110不等，刚好平摊到11人的头上。基本上踢一次都要打一架，打完后下次继续踢。

这个足球场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我上大学期间，就变成了一个大理石铺成的广场和一个地下商场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倒退！

我们这样疯狂踢球，引起了班主任王桂莲老师的注意，王老师体罚学生不是一般的狠，我们经常挨鞭子，椰风挡不住，我们转移阵地，不在学校踢，跑到公共的运动场踢，跑到其他学校踢，老师总是能找到我们。我的成绩确实也是一落千丈，从初一第二学期全年级第二名跌倒红榜上看不到的地方，吃了老师不少鞭子还是没有恢复过来。直到初三，有了升学的压力，学了一阵子才爬回红榜上。

后来考上了我们县城最好的中学，又不行了，又开始不分白天黑夜踢，一直将我踢到一个垃圾的本科学校。

在大学里，我能如鱼得水，踢球真的是帮了不少忙。

每个系的足球队在新生入学时都要挑选一批新人加入，我当然是满心期待能够加入其中，但是不是很有信心。后来被选中了，司职左边路，按需要，有时候是左后卫，有时是左前卫。那时候体力好，我高中时专门练习12km越野，踢球时沿着左边路来回冲不是什么问题。

在学校一个杯赛的热身赛中，我们对阵材料系，我在大学的处子赛。前一晚下过雨，场地非常泥泞。上半场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在弧顶靠左边一脚抽射，球擦着横梁入网，从此奠定了我在系足球队的主力位置。

在学校的足球杯赛中，队长周硕带领我们夺得了冠军，决赛时5比0大比分打败了电气系。周硕非常厉害，一个差点成为职业球员的人。

大二的时候，当时的队长毛嵩把我推荐给了学校杯赛的裁判部。第一次是在一场热身赛中当边裁，平时看球的时候，觉得边裁没什么作用，就是摇摇旗，判越位。稀里糊涂就上去了，等比赛开始以后，才知道有很多情况我就不知道怎么举旗怎么判罚。幸好毛嵩在旁边指点。比赛结束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图书馆，借了一本厚厚的足球裁判手册，狂翻一遍又一遍，上自习我也带着，不想学习的时候就拿出来看。持续了一个月以后，我终于克服了当裁判的恐惧，我又重新当边裁。

有一场重要的比赛，电信系和电气系，当时学校两个最强的队，谁赢就进入四强，不知道组委会怎么想，居然派我做主裁。有个球的判罚记忆犹新，电信系的守门员接到球后，大脚开球时冲到了大禁区外一点点，按照潜规则，这种犯规是睁只眼闭只眼，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搞的，果断地吹响了哨子，判给电气系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没想到一判成名，从此以后，很多重要的比赛都有我主裁。

就这样慢慢融入学校的足球圈子，当了系足球队队长、校足球执委会主席、最佳裁判，国家二级足球裁判，没有足球，我就不会有这些让我找到自信的光彩。

尽管这有悖于体育去博取“政治上的”利益有悖于体育精神，但是并非我故意这么做，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大学毕业后，很少踢球了，现在大概一个月一次吧，踢一次要四五天才缓得过来，相比之下还是乒乓球好一些。但是踢球的欲望总是比打球的欲望要强烈，或许踢球是件最有男人味事。

不过，暑假北京的大学都不让自由出入，没地方踢球。政府为了一块金牌投入那么多钱值吗？要是将这些钱建设一块公共的运动场，会有多少人受益，会有多少人的运动得以启蒙？

My Olympic-乒乓球篇

中国拿了那么多金牌，大多我都觉得与我没有什么关系，说说自己的Olympic吧。

我最早开始玩的运动项目是乒乓球，还没有上小学，大概就是5岁那样子。家离村子的小学非常近，基本上就是一墙之隔，何况那时候还没有围墙，还没有上学，就经常出没在学校中。

一张水泥乒乓球台是学校里唯一的体育设施，台面缺了一只角，坑坑凹凹，泥巴点点，乒乓球上去就到处乱蹦，刮风下雨更不用说了，根本就没法玩。没有球网，随便找几块石头，搭跟竹棍就算是球网了。球台四周是泥地，下完雨后一片泥泞。而球拍，好一点的就是一块木板上贴一片没有海面的正胶（有胶钉是正胶，没有胶钉叫反胶），还有就是自己用木板削成球拍的样子。唯一用得上的技术就是推挡和扣杀，因为胶皮不好，根本打不了旋转球，削球也就是做做动作而已。

但是这些并没有影响大家兴致，打球的人经常是围了里三层，外三层。人多了怎么办？采用一种守擂台的的办法，谁厉害谁就可以当擂主，叫“当庄”，让后其他人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来攻擂，攻擂方第一个球赢了才算开始正式的攻擂，攻擂方第一个球叫“考”，赢了，就“考上了”，可以继续攻擂，如果没有赢，就叫“没考上”，失去攻擂的机会，跟升学考试一个意思。采取的是六球制，谁先赢满六个求，谁就可以做擂主，“考”的那个球计入攻擂方的赢球。

就在这一轮轮的攻擂和守擂的过程中，擂主变为攻擂手，攻擂手变为了擂主，大家玩的不亦乐乎。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成为那个小圈子的霸主。

印象中，第一次打球，差不多跟球台一样高，擂主是二马哥，我”考”的时候，秀云姐将他拉住，不让他接球，我就考上了。一发不可收拾，不光在球台上打，对着墙打，在课桌上打，在老师的讲台上打，在地上打，凡是能让乒乓球弹起来的地方都是我玩乒乓球的地盘。

后来村子里，在乒乓球台上，我大小通杀，唯一能把我从擂主位置上拉下来的只有我妈了——每次当庄都要到妈妈叫我吃晚饭才恋恋不舍地放弃。

上了中学，去了县城，高手就多了。我在三中读中学，初一那一年，我经常跑到一中二中打球，球技也长进不小。从技术层面来说，也仅仅是推挡、搓球、扣杀，削球，由于胶皮不行，旋转还是没有什么效果，也没有人会拉弧圈。

初二时，开始迷恋足球，从此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没有再认真玩过乒乓求了。

刚上大学的时候，巴不得一下子把自己会的东西从自己的身体里倒出来展示给别人，所以又拾起扔了多年乒乓球拍，玩起了乒乓球。大学里高手就多了，有一个球友，接受过专业培训，拿过河北省什么比赛的第八名，他教我怎么买胶皮、粘胶皮、拉弧圈，水平有了一个小小的进步。

玩了大一一年，后来精力转移到学校那些七七八八的事情上，就不怎么玩了。毕业时，我还犹豫要不要把我的球拍送人，最后还是带走了。

到现在，工作两年了，乒乓球是我玩得最多的项目，每周一两次，一次两三小时，花三四十块钱，休闲放松，挺好！

奥运与同床异梦

汉语中，经常用“同床异梦”来形容夫妻不和，无意间看到“One World, One Dream”，灵光一现，这似乎和“同床异梦”很相似，世界各族人民同处“One World”这张大床上，然而却各怀心事，在国家、政府、政客等等引导下，为各自的利益，相互算计，斗得你死我活，剥削、压迫、掠夺、战争依然是这么世界的每天要上演的景象，这不是“同床异梦”是什么呢？

“One World”是不争事实，“One Dream”却是需要人类的不懈努力的“One Dream”！

正因为怀着“One Dream”，所以世界各族人民相聚北京。

在女子10米气手枪决赛比赛项目中，俄罗斯选手纳塔利娅·帕杰林娜和格鲁吉亚老将妮诺·萨卢克瓦泽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格鲁吉亚和俄罗斯近期的军事摩擦，丝毫不影响两位运动员在颁奖仪式相互握手问好，无疑是给奥运精神添加了一个完美的注脚。

开幕式，看着那么多队员没有超过2位数的国家代表队，我并没有因为他们人数少而生什么不好的情绪，相反他们比那些上百人的奥运军团给我更多的感动和感慨，我更加佩服他们的勇气和对奥运精神的不懈追求。

或许世界的希望正在于此——全球各族人民对同一种普世价值的认同和追求。

出于对同一种普世价值的认同，我们应该修正一下我们的民族主义了。激昂的国歌，让人心潮澎湃，但是歌词总让我觉得别扭——我们是谁的奴隶？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冒着谁的炮火前进？中国马上要迎来了60华诞，我们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三，而且今天世界204个国家的友人为同一种价值齐聚中国……，我们已经不再是谁的奴隶！

小说《白鹿原》中有一段故事，在一条小河的上游和下游，有两个村子。天大旱，庄稼急需浇水，上游的村子把水全部截断灌溉自己庄稼，下游的村子不答应，于是扒了堤坝，最后演变成两个村子的械斗。下游的村子杀死上游村子的人并煮而食之，全村人都得吃。无疑这一招很狠，吃了肉，大家就是一条船的人了，你不把上游村子的人当敌人上游村子的人也把你当敌人，这样上游村子的所有人都是敌人。团结内部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给内部的每个人树立一个共同的敌人，这样，一种“缩微版”的民族主义就这样炮制出来了。

在某个危急的时刻，我们确实需要这样团结。当前，民族融和与文化融和是世界发展的趋势，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把谁都当成敌人似乎不太合乎历史的潮流。我们应该记住历史，但是不能让它成为我们的枷锁。

德国总理勃兰特有勇气在波兰受害犹太人公墓前下跪谢罪，我们为什么没有勇气原谅日耳曼民族呢？没有不可以原谅的错误，就看我们有没有足够宽厚的胸怀和勇气。

回到奥运赛场，看到运动员所展示的那种惊心动魄的人体之美，让我觉得，能欣赏到如此之美，管它谁拿金牌谁拿银牌。本身世界各族人民为奥运相聚一堂，并不是为了争夺奖牌，如果仅仅是为了争夺奖牌，那些无望夺牌的国家的参与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看动作片，经常出现一个情节，一些杀手训练组织控制一些儿童，授以各种杀人方法，这些儿童长大后，就成了名震江湖的杀手，杀手名震江湖，名利双收。但是杀手除了杀人，还会什么？并且培养杀手的这个过程是否人道还待商榷。中国男足对阵比利时，谭望嵩那一脚，明知道踢不上球了，就狠狠往比利时队员的小鸡鸡那个部位蹬一脚，这不是想让人断子绝孙吗？这不是杀手是什么？

尽管今天我们同床异梦，但是相信通过人类的智慧和努力，总会有“家和万事兴”的那一天的！

悲剧就是这样吧

爱情，不仅需要妥协，更需要理解和宽容。
我变了，或者是已经失去耐心了，发完那条很长的关于秦皇岛之行的短信我就已经决定放弃了——我决定放弃的时候或许这刚好就是所谓的“考验期”吧。
对不起，我没有经受住考验！
要是那条长长的短信发出之前你能这样对我说，我会毫不犹豫的走到你的身边，放弃在北京已经拥有的一切——尽管仅仅是一份工作和小小的人脉圈子。
人的情绪真他妈的怪！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就差那一个月吗？
以后不要再用这一招，因为男人都是经不起考验的，要是经得起考验，哪来的那么多汉奸呢？哪来那么多二奶呢？
如果两个人之间有“考验期”这样的东西存在，也没有必要继续纠缠，两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还奢谈其他的什么呢？即便有，也得先通知当事人吧，就像等着吃肉的小狗，如果它不知道有肉吃，它等个蛋呀？
每一次遭到拒绝的同时，都会获得肯定，所以我分不清到底是真正的拒绝还是我做得不够好。

一个20多岁两手空空的准男人，要说一次“爱”，需要积攒多少信心，鼓起多大的勇气，说之前他准备将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托付给这个女人，如果这个女人接受了，又要对女人和他们的关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可以对女孩子说“我喜欢你”像说“你好”一样随便，但是我绝对不会拿“爱”去哄一个女孩子的。

我累了，我不要什么考验，我只想找一位像我妈妈一样的爱我女人，能躺在她的怀里肆意得痛哭！

如果你再说什么“我只想和你做好朋友”这类的屁话，就当我说的都是屁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