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写给父亲

 中国人的父亲，大多一家之主，对内要对家庭的幸福负责，对外则要代表一个家庭处理各种关系，他们需要绝对的权威，所以一向讲究“威严”。从我出生到上初中之前，父亲从不与我们姐弟三人言笑，我一直认为那段时间是生活在“严父”的阴影下的。

当我做错事的时候，父亲一般不动手，他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是他的眼神。父亲把我单独叫到他面前的时候，我心里就知道大事不妙，做了亏心事，一般也能猜到个中缘由。我低着头，看着地面，慢慢移动到父亲的面前，走到父亲面前，不敢抬头，就一直低着头，这时眼泪花花已经在打转了。父亲开口教训，我埋头听着。此时，我不经意用眼角扫到父亲的眼神，父亲的威严立马让我不能承受，所有的压力找到双眼作为出口，眼中打转的泪花花立马倾泻而下，好一个梨花带雨的泪美人啊！

每每至此，我猜父亲也不便发挥，草草了事。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为什么父亲的不怒自威为何让我如此的恐惧，他的眼神为何对我有如此的杀伤力？

父亲高中毕业，在那个年代，也是个小知识分子，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他虽然严厉，但偶尔也有一些知识分子的趣好与我们分享，尤其是在酒醉之后，父亲稍微有点晃悠回到家，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刻了，马上成为我期望的那种老小孩似的能和孩子打成一片的父亲。我们玩的最开心的一次，是在一个冬天的夜晚，我们一家人围着火炉取暖，炉盘很大，可以当桌子用。父亲喝得有点高，但也不急于上床休息，他给我们姐弟三人说，我们来猜谜语吧。他拿出钢笔和稿签，写下一条条的谜语，根据他认为的难度，在谜面后面标上奖金，分为一二三等，对应的奖金三二一元，对于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家庭，这个奖金已经很丰厚了。忘记最后拿到多少奖金，但是那晚无疑是我今生中最温馨和开心的一个夜晚之一，想到父亲的严厉我一定想到他的眼神，想到父亲的温情我一定会想到这个夜晚。

到了我上初中的时候，父亲一改往日的威严，转变成为了一个可以谈心朋友，他不再要求我怎么做，只是给我建议。为了让我们接受更好的教育，我上初中已经离开家，到县城上学，我的学习从来都不用父母操心，尽管脱离了他们，我还是能很好管理好自己。也许由于青春期的叛逆，初二开始，我沉迷踢球、抽烟，有时候还打架，学习一落千丈，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小混混。父亲知道这个情况已经是初二的第一个学期结束了，暑假的某个晚上，他没有骂我，也没有打我，只是父子躺在一张床上，彻夜长谈，第一次给我说起他如何读小学、初中和高中，还有公社时期大集体那些故事。最后父亲说了一句让我羞愧的话：为了你们三个上学，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爽爽快快花过一分钱了。

关于我的教育，我对父亲还是颇有微词的。他从来没有重视过我对书画方面的热情，上高中时，我自学的水墨山水画已经可以挂到教室作为装饰，并且大家都知道那是一幅水墨山水而不是一团掺了水的墨汁洒在宣纸上，父亲没有给我买过一本字帖，一本画册，一切都是让我自身自灭。我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仅仅发个牢骚，抱怨一下，在那样的环境下，为了让我们有书读他已经做了很多了。

父亲的经历有些曲折，从农技员到乡村教师再到政府基层干部，我出生时被开除，次年又考入政府部门，到我记事的时候，他是我们乡的一个领导了。基层干部不能喝，那工作怎么开展呢？父亲喝一斤四五十度的苞谷烧没问题，但是喝了之后，从不说胡话，知道自己不行了，能自己悄悄找个地方休息。计划生育最严厉的那个年代，基层一个最重的任务就是计划生育，拉人结扎和妇检，这个过程中暴力层出不穷。但是父亲从来没有成为过主角。我们那儿很多苗寨，苗族好酒，也能喝，苗寨的计生工作也最难做。父亲要去某某苗寨做计生工作，据说一般拎着一个装有5升苞谷烧的塑料桶就去了，回来时塑料桶空了，但是后面有跟着来做计生手术的苗人。我没有向父亲考证过这个传说，或许是不愿去考证。

中国的官场，一天也离不得各式各样的会议，父亲作为其中一员，不能幸免。去年春节回家，偶然在书柜中发现五个摆得整整齐齐的黑皮16开记事本，打开一看，是父亲工作笔记和会议纪要，写的工工正正，偶尔就算有些地方会字迹潦草，但是却能从中看到记笔记时的一丝不苟。书柜的另一个角落，是十几个巴掌大小的速记本，内容同上。写一天两天的很容易，父亲坚持记录了几十年，这正是平凡人的伟大之处。我也用黑皮16开工作记事本，我的字也比父亲写的好，可惜我的记事本写的如此的凌乱，甚至有时我都不认得我在记事本写下的字。

我上四五年级时候，父亲经历了一场官场小地震，职务没了。官场上被打倒过一次，如果没有替你搽屁股，肯定就没有重来的机会。我猜父亲从那时起无心升官。当时我们姐弟三人也开始长大，上学也越来越花钱，父亲的那点工资根本不够，父母重新拾起丢掉多年的农具，种庄稼，种烟叶。父亲好歹在当地也算是为官一方，以我现在对人情世故的理解，对他来说这是一场多么艰难的角色转变，基本上相当于重生。曾经做过一个梦：某个夏日的清晨，睡眼朦胧中，被父亲叫醒，说是吃完早饭去打烟叶，我起床一看，炉子上烩了一锅豆汤，里面有青椒西红柿和茄子，浓酽的汤汁正在扑通扑通往上冒。

这个梦就是那段时期的真实写照，很穷很苦，但是我真正觉得那时候我们是一家人，日子过得就像炉子上那锅豆汤，材料简单，但味道酽实，足以让人回味一辈子。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可是一家人弄的四分五裂，天各一方。和父母通话，他们经常问我某某假期能不能回去一趟，有时候我表示有困难，父亲反过来安慰我：想想以前不通电话的时候，出门几十年没消息，等再见到的时候头发胡子都白了。我想这个时候，父亲和我一样的表情：苦笑。

 父亲去年已经退休，看着那些局长处长书记，他昔日的同事或者下属，我想他心里应该有些酸楚，我只能为他喟叹“时也、命也”！父亲也曾我说过，他这辈子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让我们三姐弟都从大学毕业。

父亲节，祝天下的父亲以及那些跟父亲一样的母亲身体健康、乐享天伦。

我看“打黑唱红”

继打黑之后，重庆又开展“唱红”的运动，而且这种唱红的活动大有全国展开之势。我在潜意识里抵制、厌恶打黑唱红这种社会运动，但是却无法用言语表达这种厌恶的来源，或者用理性逻辑分析这种现象有何不妥，暗自苦恼。今偶有小感，记述如下。

中国经常发起类似“打黑”这样的在各个领域的社会运动，比如治安方面的“严打”，市容市貌方面的“集中整脏治乱”，商品质量的“315打假行动”， 解救被拐卖儿童妇女的“打拐”等，这种不可以持续的一波又一波的运动式治理，可能在短时间内会有一定的成果，长远看来，根本达不到治理的目标，一阵风过后，又恢复治理之前的情形，只能在一次次的循环中瞎折腾。

从法治的角度看，这种运动式的治理恰恰反映出一个国家法治的不成熟，甚至是反法治的。法律为一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但凡工具必有一操持的主体，操持法律的这一主体是否可以因为自己身份特殊而超越法律的限制为所欲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政府也是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之一，拿了纳税人的钱，替纳税人维持社会秩序，提供公共服务，这与请了一个钟点工做家务无异，正所谓“公仆”，所以操持法律的主体——政府也是不可以僭越法律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的。

由此，“法治”并不是政府理解的“政府按照法律行政”，而是“法律治理一切”！

提供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环境是政府的义务，但提供这个秩序的途径必须不违背法治原则，政府为达目的而操纵法律背离法治原则，这是在破坏社会秩序而不是维持社会秩序。

为了打击犯罪而脱离法制原则和罔顾必要的司法程序，又如何又能让犯罪分子心服口服伏法呢？愍不畏死，奈何你有严刑峻法？你杀的完吗？

另外从法律的公平性说，这种运动式的治理也违背了法律的公平性。法律的公平性，可以分为时间上的公平性和空间上的公平性。

中国人对严打这个词一定不会陌生，80年代初开始的第一次严打时就提出“从重从快”方针。就同一宗案件来说，在平时就是个治安案件，罚款拘留了事，但是如果到了严打运动期间，顺着从重从快这一方针，不搞你个十年八年估计是过不去的。

再拿重庆的“打黑”来说，重庆与其他省份一样，同处一部法律的治下，相同的罪状，可能在打黑期间的重庆，就会被定性为黑恶势力判重罪，但是在同一时期的其他省份就不一定了。

以上所述的“严打”和“打黑”似的社会治理运动，政府为达目的不仅为所欲为操纵法律，并严重违背法律的公平性，是反法治的。

又再来说说这个“唱红”，我猜，在这个“唱红”运动的发起者的眼中，“唱红”、“唱黑”、“唱《圣经》”、“唱《古兰经》”都无所谓，关键是要“唱”，是要让广大的治下百姓进入这个“唱”的状态。唱红，就是一个宗教仪式，通过这种仪式让人进入一种非理性的状态，人在非理性的状态非常容易被操纵，很多非理性的人聚集在一起，只要其中的自己人登高大吼一声，其他人必然应和。此时再辅以抓内奸、塑（非树）强敌等手段，增强这个已近癫狂的群体的凝聚力，成员必定是更加忠诚和无畏了。回过头看，文强不就是那个内奸，黑恶势力不就是那个敌人吗？中国传统的人治招数在重庆这片火红的土地上得到完美的展现。

发起这个唱红运动的人，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这一幕，此时此刻，他就是这些癫狂状态下的非理性人的真主、上帝，而唱红的参与者，成为其在弱肉强势的丛林中生存的一枚棋子和砝码。

在一个非法治的社会中，法律保护不了任何人，强权亦然。姑且以小人之心度之，官拜一方诸侯的强权也害怕有朝一日成为清洗对象，所以才会有这“打黑唱红”种种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