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春节记

我的家乡，反正你找不着，这么说吧，从北京搭航班3小时到贵阳，再坐大巴四个半小时，又步行一个小时，就到了。

1、  水

也许很难想象，为了洗一个淋浴，需要驱车50公里，花20元浴场入场费。缺水是我回到家感受最深的一件事。

“守水”可能能从字面猜出意思，农业灌溉发达的地区，排队等水渠里的水灌溉田地，守水有点这个意思，不同的是“守水”不是为了灌溉，而是为了简单的一日三餐的生活用水。村子中有一口井，村子基本上是围着这口井展开而来。井就是一个漏斗状的大洞坑，沿着石阶可以下到井的最深处，在那里，筷子粗的甘泉从岩缝里涓涓而出，流入一个方便用水瓢舀水的小坑中，在这个小水坑的周围，密密麻麻围满了几十只桶，张着干枯开裂的口等着这一丝救命的清泉。

每一滴水都是反复使用之后才流入下水道，洗脸水用来洗脚，洗脚之后擦鞋，擦鞋之后再用来拖地板。

读过一篇甘肃固原沙化的文章，那里严重缺水，对客人最好的招待就是打半盆清水给客人洗脸洗手。现在在家，我想洗一次头，都得犹豫半天，洗还是不洗？我身处大家印象中的南方泽国，而不是西北边塞啊!

这几天，我总是想起我在水泥盒子里拉的每一泡屎，以及为了清理每一泡屎耗费的一泓清水！



2、  娱乐

中国民间开展得最广泛、参与范围最广的娱乐活动非麻将莫属。在村子里，基本上中青年当家的家庭必备的娱乐工具了。吃完晚饭，爱打麻将的人大多会分成几群分别聚集在几个“据点”开打。赌注的大小一般分为大概一晚能输500元和200元两种，按我们的说法是“五块”和“两块”，五块的一般是经常几个爱赌的男人在一起，基本上都有点家底，大多数人都打两块的，主要小青年和家庭主妇。另外吃财政饭的老师和政府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也是麻将的主力军，赌注会更大。

麻将真可谓老少咸宜、不分阶级、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娱乐活动。

“抢状元”也是比较受欢迎的，将筹码从小到大分为“一红”一注、“二红”两注、“四句”四注、“八注”、“耳朵”十六注、“状元”三十二注六种，六颗骰子，可以拼出很多花色，按照花色出现几率的大小分别拿对应筹码。我刚回到家的时候，我七岁的外甥居然能认出六颗骰子拼出的所有花色，很是让我吃惊。

除了赌，娱乐活动就是看电视了，我家能收到44个台，但是我感觉只有三部电视剧，《新版西游记》、《封神榜》和《滇西1944》，唯一可以一看的就是《1944》。广告药品礼品居多，印象中，电视购物有所收敛，不见金克拉、八心八箭之类的了。

政府给村委会发了一台明基的投影仪，可是村子里没有一个人会使，刚好我的移动硬盘里有几部电影，打算在春节期间盗版几部给大家看，遗憾的是本来有点毛病的投影仪在春节前彻底坏掉了。

从我记事起，麻将的赌注不断加大，是一个递增的过程，这和经济环境改善有是密切相关的，10年前，在村子里有彩色电视机的人家不多，现在家家户户彩电外加小铁锅。麻将的赌注从5角涨到10块，但是它仍然是麻将，电视从4套变成44套节目，可是看到的基本是千篇一律的麻药、赞歌和水粉。

17年前，我一定在春节的某一天，寒风中和小伙伴在麻麻点点的水泥乒乓球桌前打球，如今的小伙伴们却都在围在桌子前玩叮叮当当的骰子。

在这样一个精神生活的环境下，大家的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呢？鬼才知道！

3、 城市化

事实上，只有春节这几天，村子里才见得着几个年轻人。一般见着年轻人，第一句话都是“啥时候回的？”家本是一个人长期生活的地方，如今却是70后、80后甚至90后一个休假场所，每个人在假日匆匆而来，住上三五日，然后匆匆离去，留下老父老母、娇妻幼子守着越来越宽敞的房子。

“城市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村子里最早外出一批民工也好、小商贩也好，现在大多在城市里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安营扎寨，有的甚至买房置地，尽管大多在城市的边缘。村子里“城市化”最成功的人家，是我的二姑父。

二姑夫是个牛贩子，是不是联想到美国的“西部牛仔”？二十年前，二姑夫在农闲时节，从村子附近的集市，买上三五头牛，徒步赶着牛，贩卖赶到150公里外的贵阳。十年前，也许是因为市场越来越大，贵阳的一个郊区花溪区成立了一个畜牧交易市场，二姑夫直接弃农从商，一家人租住在畜牧交易市场的周边，专事牲畜交易。五年前，花了十七万买了一栋民房，算是扎下了根基。三年前，城市规模扩大，畜牧交易市场被挪到更郊区的地方，二姑夫的房子被征用，赔几十万，算是赚了一笔，二姑夫在新畜牧交易市场旁边重新盖了一栋占地二百多平的三层楼房。在二姑夫的影响下，我的三个表兄以及二姑夫的几个侄子，都从事这个行当，并且都各有房产若干，以及稳定的收入。

二姑夫只是“最成功”的典型个案，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市人占有各种经济资源，农村有什么呢？表面上看，农村人有土地，但是他们只有土地的使用权，并不能转换为竞争的资本，农村人只能利用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又回过头来打击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青壮年劳动力不愿意留在农村，宁愿成为一个略带贬义的“农民工”，漂流在城市的边缘。

城市化的另外一个阻力来自人为制造的“二等公民”、“政治贱民”。编户齐民的户籍限制人口流动，农村人限制进入城市，也没有城市人的公共福利。时值“两会”召开，第五次修订选举法，其中有一新闻“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有望实现”，“有望”其实就是“没望”，农民的八张选票才能抵得上城市人的一张选票，这么名目张胆的政治丑闻，居然能存在几十年，无论你巧舌如簧，口吐莲花，我都只能高高竖起我的中指！

4、表弟

表弟是二姑夫的幺儿，二十四岁，小学三年级毕业，经常用自己“大字不识几个”来形容自己的文化程度。打小跟二姑夫牵牛走南闯北，无心上学，俗话说“习哪行入哪行”，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就能一个月交易上百头牛，现在在几个表兄中挣钱最厉害的，月入万数甚至数万不是问题，算得上年轻有为。

可是，赚了钱干什么呢？——赌。表弟经常在早上十点说赚了5000，中午十二点又说输掉8000。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却不见得开花结果。过去的三十年，我们解决了吃饭甚至吃肉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又该干些什么呢？走在贵阳的街头，凭感觉，麻将机超市的数量快赶上饭馆的数量了，餐馆的包间除了餐桌，还有一张自动麻将桌。

5、离别

我离开的前一天，母亲很不高兴，爸爸说：“来不拒，走不留”，我真的就是一个客人吗？晚上三姐弟陪父母打牌，母亲抱怨牌不好，父亲若无其事说了一句“花点钱享受一番天伦之乐”，“来不拒，走不留”，洒脱的背后似乎在掩盖着一种说不出口的辛酸。明天，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三姐弟将要各奔东西，之后每个日出日落之时，一个头发半白的老人，游荡在门前的电线杆下，时而抬头看看天边的红霞，金色的阳光洒在身上，一天这么开始，也这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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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13: 最后一句写得真好！

读《墓碑》笔记

关于这本书，我不是一个专业的读者，主要是看情节，对于数据的引用没有太多研究，还有平行的各地饿死人的过程，也基本上忽略了，主要仔细的阅读了第十章以后的内容——饥荒的根源和饥荒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看这本书的同时，我也阅读《中国通史》的秦汉史和明史（个人阅读习惯，喜欢同时看几本书），有意无意将60年代情形跟秦始皇、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等发动的血腥的斗争比较，会感觉到，历史前进了，斗争不是更文明，而是更血腥了。五六十年代的“阶级”斗争，70多万人被戴上各种帽子，明成祖上台后铲除异己发动的斗争，牵扯不过10万人。

中国每个朝代的开始，皇帝最想做的事是“编户齐民”，政府控制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而真正做到的，只有毛领导下的CCP了，也正是因为CCP做到这一点，才会导致那么多人被饿死，用作者的话说“大饥荒发生的制度基础”。

“我是一块砖，哪儿需要往哪儿搬”，在这样一个情形下，个人失去了创造力，人也不再是人，而是像牛马一样按照指示干活。每一个动作都机械地按照政府的指示进行，同时政府又缺乏激励机制，人也失去了生产的积极性。干好干坏都一样，凭啥我要好好干呢？记得以前父亲给我说过，那时候放牛的人都不会割草，不会把牛赶到山上去，而是把牛赶出来以后，任凭牛在庄稼地里糟蹋。

至今，这种“砖”的痕迹还非常清晰，比如，说国人没有参政意识，并非是国人天生就没有参政意识，也并不是什么“劣根性”，而是我们以往的制度本身就不需要或者反对民众有参政意识。参政意识是需要培养的，只能说我们的制度中历来缺少培养这种意识的机制。再比如，北京很多大学，规定大一学生不允许买PC，我猜想管理者是这样一个思路：大一学生刚刚离开父母，获得了我管理的机会，但是由于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从来没有得到过锻炼，管理者不信任他们能管理好自己，认为大一学生有了PC之后，一定会沉湎与网络游戏、网络聊天等被管理者视为洪水猛兽的行为中。所以管理者用自己掌握的行政权力，剥夺了学生购买和使用PC的自由，也剥夺了学生学会自我管理的机会。按照管理者的喜好，用朝三暮四的行政命令来实施管理，这是一种惰政，更好的选择是设计一种合理的制度，慢慢引导学生学会合理使用PC，学会自我管理。但是制度层面见效肯定会比行政命令慢——似乎又进入了另外一个话题了。

有了这样的制度基础，政府的政策，不管是对还是错，是否符合实际，一律得到贯彻。当时世界的格局，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阵营的竞争，毛一心想取代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大胆设想，实际上是想超过苏联。因此就有了产生大饥荒的另外两个重要因素——过度的粮食征购和大炼钢铁。

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上基本上一片空白，政府大力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发展工业需要大量的经济投入、进口设备，这些资金从哪儿了？只有从农业上来，出口农业产品，换取外汇，再进口工业设备。以毛为代表的理想派，不顾实际情况要“超英赶美”，制定不可能完成的生产计划。谁要是怀疑计划，就会被打为右派，戴上政治帽子。在一个只对上级负责的的制度下，加上当时的政治风气，各个部门和地方，都应承了中央摊派的根本不可能完成的生产任务，后来逐步演变为浮夸风，亩产万斤粮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政府把所有的粮食征购以后还是没有完成生产计划，就想当然认为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了，政府四处挖粮，和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反（动派）右（派）坏（分子）”作坚决的斗争，结果粮食没有挖出来，又有一批人在斗争中倒下，很多农民遭到了迫害，受尽屈辱。

大炼钢铁是超英赶美的重头戏，当时，钢铁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指标，苏联说要超过美国，中国政府当仁不让地说要超过英国，放出话，两年之内钢产量超过英国。中央一声令下，全国开始大炼钢铁，在中南海都架起了小高炉，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地方的青壮年上山找铁矿，砍树烧炭，结果成熟了的粮食烂在庄稼地里无人收割。

回望大饥荒的根源，制度，粮食征购，大炼钢铁。没有那样的制度基础，就不会有粮食征购和大炼钢铁。

中国农民，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付出了太多，最为惨痛的是大饥荒逝去的3600万无辜的生命，然而无辜的3600万生命都不足以为这个制度殉葬！

大学时读过陈桂棣、春桃夫妇合著的《中国农民调查》，据书中讲述，在20世纪90年代，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还有农民为交不上政府的各种税费喝农药自杀、被关小黑屋、被送进学习班等，棋盘乡绝对不是个案。我五六岁的时候，大概1989年左右，我亲眼看见基层政府将计划生育不合格的家庭财产罚没，甚至野蛮地用钢钎大锤是将房屋夷为平地。

如今，政府取消了农业税，发放种粮补贴，农民感恩戴德，其实政府欠农民的远远还没有还回来，至今，相对城市人口来说，农业人口还是二等公民。

我们诅咒这个制度，但是我们同时要警惕那种原始的推倒一切重来的快感。

当前，有一部人对现实不满的人，希望把现在的制度推到重来，可能还不在少数，但是推倒之后，重新建立的制度又是怎么样的呢？很有可能又建立起另外一个更不合理的制度，这就进入了中国的历史治乱循环之中。正如当年的CCP，美好地憧憬着能把中国带入新的历史中，其实仅仅是将中国从一个专制制度到另外一个专制制度。

作者提到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或许这本书能给中国人以跳出治乱循环怪圈的启示。推倒现实重来的过程，就是将社会推向混乱的过程，在混乱中更容易滋生出专制的权利，因为身处乱世的民众，更期望一个和平的社会环境，不管是专制还是民主。

秦始皇灭六国之后，是得到天下的拥戴的，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便说：“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四海养。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西汉中期的严安也说：秦灭六国之后，“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引自《中国通史》，白寿彝编）。但是凭借着强大军事实力建立的专制政府，最终还是被民众摈弃。

高中历史课本中提到，清末改革，康有为先为改革派，后又为保皇派，课本中对他大肆批评。后来我看过民国时期一些学者的著作，才真正理解康有为这种行为。在钱穆、冯友兰、梁漱溟等大家的书中，都在强调一个观点——文化、道德、制度等“软实力”的连续性，每一项制度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们的产生与消失，都有前因后果。而彻底的革命，就是否定这种连续性、切断“软实力”发展的前因后果，凭空创建一新的文化制度。尤其在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对这种“一刀切”的行为，简直是恨之入骨髓。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康有为的行为，改革是在已有的文化制度上进行，而废除帝制，就是推到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打断连续性。

世界上有两种政府，一种是为维护利益既得集团而存在，一种是为维持良好的社会治理秩序而存在。作者认为当前的中国政府更像第二种，我也相信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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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和我父亲聊过大饥荒，我父亲生于1956年，以上提到大饥荒的三个原因是得到他的证实的。

2019.05.10：最后好像跑题了，10年后再看当时的观点，大错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