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7日星期六

读《墓碑》笔记

关于这本书,我不是一个专业的读者,主要是看情节,对于数据的引用没有太多研究,还有平行的各地饿死人的过程,也基本上忽略了,主要仔细的阅读了第十章以后的内容——饥荒的根源和饥荒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看这本书的同时,我也阅读《中国通史》的秦汉史和明史(个人阅读习惯,喜欢同时看几本书),有意无意将60年代情形跟秦始皇、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等发动的血腥的斗争比较,会感觉到,历史前进了,斗争不是更文明,而是更血腥了。五六十年代的“阶级”斗争,70多万人被戴上各种帽子,明成祖上台后铲除异己发动的斗争,牵扯不过10万人。

中国每个朝代的开始,皇帝最想做的事是“编户齐民”,政府控制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而真正做到的,只有毛领导下的CCP了,也正是因为CCP做到这一点,才会导致那么多人被饿死,用作者的话说“大饥荒发生的制度基础”。

“我是一块砖,哪儿需要往哪儿搬”,在这样一个情形下,个人失去了创造力,人也不再是人,而是像牛马一样按照指示干活。每一个动作都机械地按照政府的指示进行,同时政府又缺乏激励机制,人也失去了生产的积极性。干好干坏都一样,凭啥我要好好干呢?记得以前父亲给我说过,那时候放牛的人都不会割草,不会把牛赶到山上去,而是把牛赶出来以后,任凭牛在庄稼地里糟蹋。

至今,这种“砖”的痕迹还非常清晰,比如,说国人没有参政意识,并非是国人天生就没有参政意识,也并不是什么“劣根性”,而是我们以往的制度本身就不需要或者反对民众有参政意识。参政意识是需要培养的,只能说我们的制度中历来缺少培养这种意识的机制。再比如,北京很多大学,规定大一学生不允许买PC,我猜想管理者是这样一个思路:大一学生刚刚离开父母,获得了我管理的机会,但是由于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从来没有得到过锻炼,管理者不信任他们能管理好自己,认为大一学生有了PC之后,一定会沉湎与网络游戏、网络聊天等被管理者视为洪水猛兽的行为中。所以管理者用自己掌握的行政权力,剥夺了学生购买和使用PC的自由,也剥夺了学生学会自我管理的机会。按照管理者的喜好,用朝三暮四的行政命令来实施管理,这是一种惰政,更好的选择是设计一种合理的制度,慢慢引导学生学会合理使用PC,学会自我管理。但是制度层面见效肯定会比行政命令慢——似乎又进入了另外一个话题了。

有了这样的制度基础,政府的政策,不管是对还是错,是否符合实际,一律得到贯彻。当时世界的格局,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阵营的竞争,毛一心想取代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大胆设想,实际上是想超过苏联。因此就有了产生大饥荒的另外两个重要因素——过度的粮食征购和大炼钢铁。

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上基本上一片空白,政府大力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发展工业需要大量的经济投入、进口设备,这些资金从哪儿了?只有从农业上来,出口农业产品,换取外汇,再进口工业设备。以毛为代表的理想派,不顾实际情况要“超英赶美”,制定不可能完成的生产计划。谁要是怀疑计划,就会被打为右派,戴上政治帽子。在一个只对上级负责的的制度下,加上当时的政治风气,各个部门和地方,都应承了中央摊派的根本不可能完成的生产任务,后来逐步演变为浮夸风,亩产万斤粮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政府把所有的粮食征购以后还是没有完成生产计划,就想当然认为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了,政府四处挖粮,和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反(动派)右(派)坏(分子)”作坚决的斗争,结果粮食没有挖出来,又有一批人在斗争中倒下,很多农民遭到了迫害,受尽屈辱。

大炼钢铁是超英赶美的重头戏,当时,钢铁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指标,苏联说要超过美国,中国政府当仁不让地说要超过英国,放出话,两年之内钢产量超过英国。中央一声令下,全国开始大炼钢铁,在中南海都架起了小高炉,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地方的青壮年上山找铁矿,砍树烧炭,结果成熟了的粮食烂在庄稼地里无人收割。

回望大饥荒的根源,制度,粮食征购,大炼钢铁。没有那样的制度基础,就不会有粮食征购和大炼钢铁。

中国农民,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付出了太多,最为惨痛的是大饥荒逝去的3600万无辜的生命,然而无辜的3600万生命都不足以为这个制度殉葬!

大学时读过陈桂棣、春桃夫妇合著的《中国农民调查》,据书中讲述,在20世纪90年代,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还有农民为交不上政府的各种税费喝农药自杀、被关小黑屋、被送进学习班等,棋盘乡绝对不是个案。我五六岁的时候,大概1989年左右,我亲眼看见基层政府将计划生育不合格的家庭财产罚没,甚至野蛮地用钢钎大锤是将房屋夷为平地。

如今,政府取消了农业税,发放种粮补贴,农民感恩戴德,其实政府欠农民的远远还没有还回来,至今,相对城市人口来说,农业人口还是二等公民。

我们诅咒这个制度,但是我们同时要警惕那种原始的推倒一切重来的快感。

当前,有一部人对现实不满的人,希望把现在的制度推到重来,可能还不在少数,但是推倒之后,重新建立的制度又是怎么样的呢?很有可能又建立起另外一个更不合理的制度,这就进入了中国的历史治乱循环之中。正如当年的CCP,美好地憧憬着能把中国带入新的历史中,其实仅仅是将中国从一个专制制度到另外一个专制制度。

作者提到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或许这本书能给中国人以跳出治乱循环怪圈的启示。推倒现实重来的过程,就是将社会推向混乱的过程,在混乱中更容易滋生出专制的权利,因为身处乱世的民众,更期望一个和平的社会环境,不管是专制还是民主。

秦始皇灭六国之后,是得到天下的拥戴的,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便说:“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四海养。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西汉中期的严安也说:秦灭六国之后,“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引自《中国通史》,白寿彝编)。但是凭借着强大军事实力建立的专制政府,最终还是被民众摈弃。

高中历史课本中提到,清末改革,康有为先为改革派,后又为保皇派,课本中对他大肆批评。后来我看过民国时期一些学者的著作,才真正理解康有为这种行为。在钱穆、冯友兰、梁漱溟等大家的书中,都在强调一个观点——文化、道德、制度等“软实力”的连续性,每一项制度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们的产生与消失,都有前因后果。而彻底的革命,就是否定这种连续性、切断“软实力”发展的前因后果,凭空创建一新的文化制度。尤其在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对这种“一刀切”的行为,简直是恨之入骨髓。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康有为的行为,改革是在已有的文化制度上进行,而废除帝制,就是推到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打断连续性。

世界上有两种政府,一种是为维护利益既得集团而存在,一种是为维持良好的社会治理秩序而存在。作者认为当前的中国政府更像第二种,我也相信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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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和我父亲聊过大饥荒,我父亲生于1956年,以上提到大饥荒的三个原因是得到他的证实的。

2019.05.10:最后好像跑题了,10年后再看当时的观点,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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